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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在古代本是韵文先发达的。春秋战国时，可称为散文发达的时代。秦及汉初，还继续着这个趋势。其时如贾、晁、董、司马、匡、刘等，都以散文见长。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等，则别擅长于词赋。西汉末年，做文章的，渐求句调的整齐、词类的美丽，遂开东汉以后骈文的先声。诗则古代三百篇，本可入乐。汉代雅乐渐亡，而吟诵的声调亦变。于是四言改为五言。而武帝立新声乐府，采赵、代、秦之讴，命李延年协其律，司马相如等为之辞。其后文学家亦有按其音调，制成作品的，于是又开出乐府一体。
第六章 佛教和道教
在中国社会上，向来以儒、释、道并称为三教。儒本是一种学术，因在上者中竭力提倡，信从者众多，才略带宗教的权威。道则是方士的变相，后来虽模仿佛教，实非其本来面目。儒、道二者都可说是中国所固有，只有佛教是外来的。
佛教的输入，据《魏书·释老志》，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匈奴浑邪王之降，中国得其金人，为佛教流通之渐。第二阶段，哀帝元寿元年，即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使伊存口授浮屠经。第三阶段，后汉明帝梦见金人，以问群臣，傅毅以佛对。于是遣郎中蔡愔和秦景宪使西域。此二人带着两个和尚和佛教的经典东归。乃建寺于洛阳，名之为白马。案金人乃西域人所奉祀的天神，不必定是佛像。博士弟子从一外国使者口受经典，也是无甚关系的。但帝王遣使迎奉，归而建寺，其关系却重大了。所以向来都说，是在汉明帝时，佛法始入中国。然而楚王英乃明帝之兄，《后汉书》已说其为浮屠斋戒祭祀。明帝永平八年，即公元65年，诏天下死罪，皆入缣赎，英亦遣使奉缣诣国相。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慈，洁斋三日，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当明帝时，楚王业已如此信奉，因此佛教的输入，必远在明帝以前。梁启超的《佛教之初输入》，考得明帝梦见金人之说，出于王浮的《老子化胡经》，浮乃一妖妄道士，其说殊不足信。然则佛教之输入，恐尚较耶稣纪元时为早。大约在中国和西域有交通之后，佛教随时有输入的可能，只是在现在，还没有正确的史实可考。这时候输入的佛教，大约连小乘都够不上，所以和当时所谓黄老者关系很密。黄老，本亦是一种学术之称，指黄帝、老子之言，即九流中道家之学。但此时的黄老，则并非如此。《后汉书·陈愍王宠传》说，国相师迁追奏前相魏愔，与宠共祭天神，希冀非幸，罪至不道。而魏愔则奏与“王共祭黄老君，求长生福而已，无他冀幸”。此所谓黄老君，正是楚王英所奉的黄老。又《桓帝纪》载：“延熹九年，祠黄老于濯龙宫。”而《襄楷传》载，楷上书桓帝，说“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可见桓帝亦是二者并奉的。再看《皇甫嵩传》，说张角奉祠黄老道。《三国志·张鲁传》注引《典略》，说张修之法略与张角同，又说张修使人为奸令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则此时所谓黄老，其内容如何，就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