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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野圭吾对法律话语下人的问题的关注和日本社会有着密切关系。长久以来，日本都是极权制度和规范化的社会，但是“犯上”事件却又屡屡发生；义理、人情、荣誉等在让人约束自我行为时，往往又成为法律的对立面甚至高于法律的存在，甚至人们对法律的敬畏很多时候屈居其他因素之下。日本《刑法典》自1907年颁布以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很少进行修改，日本刑事法学家甚至称日本的立法机关“像金字塔一样沉默”。同时，尽管法律条文越来越细化和规范，但和现实的冲突依然屡屡发生，最著名的莫过于日本频发的“少年犯罪”问题，当遇到绫濑水泥杀人案和酒鬼蔷薇圣斗事件这样的恶性犯罪，1923年就制定的《少年法》反倒成了纵容犯罪人的存在。正反两面，对法律实际功用的怀疑和希望法律能进一步严厉惩治犯罪的期望就成了人们心中的矛盾。如果罪犯不知悔改，死刑就只是虚无的十字架；而如果罪犯尚未被制裁或者接受法律制裁时心怀愧意并为自己的罪行而尽力弥补，他们就背负着真正的沉重十字架。